1949年快要结束的时候，旧中国国民党内部秘密制定了一份潜伏与应变方案。据说那份计划的详细内容知道的人非常少，可能不超过五位。几天后，也就是1950年1月初，这份名为《应变计划》的文件和一张标注台湾战区的战略防御图，被送到了中南海毛主席的办公桌上。提供这份重要情报的，正是长期潜伏在台湾高层、被毛主席称为“密使一号”的情报人员。

1949年12月的最后几天，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已近尾声。那一天，蒋介石的亲信、军统局局长毛人凤带着他亲自拟定的《应变计划》，以及一大摞由行政院签发的任命书，从蒋介石的寝室出来，前往楼下的临时办公室。相比几页的“应变计划”，那堆任命书足有一米多高，显示出此举的分量与紧迫性。

这份“应变计划”其实是毛人凤为应对人民解放军南下而预先策划的保命与抗争方案，早在半年前便开始秘密部署。他曾下令各省的站（情报与安全机构）负责人，各自拟定应变措施，准备在解放军攻入前进行大规模破坏、逮捕与屠杀行动，然后迅速转入地下开展游击活动。

计划里明确要发动广泛的游击战，依靠何龙庆领导的交通警察第一旅的两个总队作为主力。贵州、云南等地也有交通警察及地方武装，可以组织成若干总队。此外，西南地区数个兵工厂的警卫部队，以及一些被特务控制的公开单位和地头流氓组织，也都被列为后备力量。整体计算下来，这些人合计可达数万人，计划让他们以普通平民身份分散到各地，秘密发展反抗组织，伺机而动。

毛人凤非常自信地认为，共产党靠游击战取得胜利，但军统特务同样深谙此道，有信心在大陆保住若干据点。他还利用在四川的势力，取得沪州专区的控制权，安插罗国熙等特务担任地方官员，企图把那里建设成为秘密根据地。

《应变计划》不仅是一份军事方案，更像是一份政治动员令和组织纲要。它包含了大量由行政院正式委派的任命书，指定全国各大区以及若干重要游击区的负责人。这些负责人在行政上归中央行政院领导，具体工作由驻台北工作委员会秘密指导。蒋介石在签署这些文件后，打算通过秘密电台向全国潜伏机构和武装特务下达指令，这也成为他离开大陆前的最后一项布置。

计划把全国划分为五个大区：东北、华北、华东、华中和西南区，分别由何应钦、马步芳、李玉堂、郑介民、薛岳等人负责。文件还提出在各地建立十五个“重点游击根据地”、六个反共救国军和二十个潜伏电台工作组等具体安排。像胡伯龙、翟波平、苟正康这些曾经有名的土匪头目，也被任命为游击根据地的司令，承担保存实力、扩大影响和对敌进攻等任务。

这些游击武装被要求各自为战、耐心等待时机，尽量避免冒险行动，把“生存就是胜利、坚守就是胜利”作为基本方针。同时，要积极吸收和组织残存的地方武装、警察及绿林势力，利用社会矛盾制造事端，展开灵活的破坏与袭扰活动，打击军用设施与人力，以配合国民党最终的“反共复国”目标。

在密码与通讯方面，曾任江苏电台总台长、参与报务人员培训且后任西南国民政府密码局副局长的张子山，对毛人凤组织的潜伏网络进行了审核并编制了相应密码，确保这些地下组织能够在秘密中运作。

虽然这套反扑计划在当时看起来像是溃败前的挣扎，但它并非毫无影响。之后三年多里，国内各地持续不断的匪患和暴力事件，很大程度上与这些潜伏与组织活动有关。据不完全统计，国民党势力在失守时留在大陆的“政治土匪”约有二百万，各类特务分子约有六十万。这些人像埋设在社会里的定时炸弹，为建国初期带来了不少不稳定因素。

想象一下，这么多隐蔽的人群突然融入普通民众之中，安静地等待时机，比起那些公开占山为王的土匪更难被发现和对付。因此，建政初期对旧政府留用人员的提防与限制，也就变得可以理解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