要求重判被告人，辩护人哪能如此“辩护”| 新京报快评
▲资料图：辩护人的角色定位决定了，他只能“为坏人说好话”。图/IC photo
“公诉人建议判6年，辩护人却要求判7年。”近日，新疆喀什中院披露了一起控辩双方职责颠倒的刑事案件。
据报道，一审法院在对努某猥亵儿童案审理时，检察机关提出判刑六年的量刑建议，但辩护人却认为该量刑建议过轻，应该加重对被告人努某的处罚。一审法院采纳了辩护人意见，对被告人判处有期徒刑七年。二审法院认为，该辩护人的行为违反刑诉法规定，遂将案件发回重审。
《刑事诉讼法》第37条规定了辩护人的职责：“辩护人的责任是根据事实和法律，提出犯罪嫌疑人、被告人无罪、罪轻或者减轻、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，维护犯罪嫌疑人、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和其他合法权益。”
可见，法律对辩护人的角色定位，是犯罪嫌疑人、被告人的“权益维护者”。这种角色定位决定了，辩护人有对犯罪嫌疑人、被告人的“忠诚”义务。也即，只能提出其无罪、罪轻或者减轻、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。
原则上，对犯罪嫌疑人、被告人而言，如果辩护人提出任何有关其有罪、罪重或者加重其刑事责任材料和意见，都是对辩护人职责的背离。当然，辩护人对犯罪嫌疑人、被告人的忠诚，不是无条件的“愚忠”，前提是“根据事实和法律”。
将其定位为犯罪嫌疑人、被告人的“权益维护者”，这是辩护人一以贯之的角色，也是辩护制度得以产生的基础。
要知道，司法机关以国家的名义指控犯罪，与国家机器相比，犯罪嫌疑人、被告人处于弱势地位，而通过辩护人的介入达到控辩平衡，可以有效避免案件“跑偏”，有助于公平正义的实现。辩护制度的价值，正在于此。
辩护人的角色定位决定了，他只能“为坏人说好话”。而针对犯罪嫌疑人、被告人有罪、罪重或者加重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，自有指控犯罪的侦查机关、公诉机关提供和主张。这个过程中，辩护人不能“越俎代庖”。
本案中，辩护人认为，“被告人努某虽没有承认自己的犯罪事实，但案件的其他证据足以证明其犯罪行为。检察机关提出的判处有期徒刑六年的量刑建议过轻，望法院按照罪刑相适应原则，加重处罚被告人努某”。这不是辩护人该说的话，其扮演的角色更像是“第二公诉人”，在进一步指控犯罪。
如此背景下，对于本案的被告人来说，名义上有辩护人为其辩护，但事实上，被告人不仅未得到有效辩护，还遭遇公诉机关之外的“第二次指控”，合法权益受到损害。二审法院据此认定原审程序违法，无疑是准确的。
报道称，除了当庭“指控”被告人外，这名辩护人还存在未按照法律程序庭前查阅案卷，也未与被告人会见沟通充分了解案情等行为。可见，其在职业道德方面存在不少欠缺。
至于辩护人为何当庭“反水”指控被告人，报道未提及。从最善意的角度，他可能正义感爆棚，听到检察机关对被告人的指控后“怒不可遏”，说出那段“指控意见”。但即便如此，其行为仍不合规定。
“指控”被告人，背离了辩护人角色定位，违背律师职业道德。而更重要的是，辩护制度存在的基础，是犯罪嫌疑人、被告人对辩护人的充分信任。一旦辩护人指控被告人导致信任坍塌，可能会从根基上动摇辩护制度。
值得注意的是，根据报道，本案律师的“辩护人”身份，不是来自被告人或其亲属的委托，而是来自有关方面的指定。有必要指出，在职业道德、执业纪律方面，法律对指定辩护人和委托辩护人的要求并无二致。因此，指定辩护不是辩护人可以放弃职责、背离职责的理由。
当然，也要提醒的是，鉴于该名辩护人的错位行为，他已经没有资格再担任本案被告人的辩护人。
因此，在接下来的法律程序中，如果被告人及其亲属仍不委托律师，那有关方面就需要为其重新指定一位律师当辩护人。新的律师，应该是一个清楚自己该干什么、该说什么的辩护人。
撰稿 / 李曙明（律师）
编辑 / 马小龙
校对 / 卢茜